中国的朋克与胖克

中国的朋克与胖克

颜峻

Punk这个词有许多种译法，朋克、庞克、叛克、崩克，珠江三角洲一带更把Punk译作“崩乐”，还有“崩族”之谓。而我以为，在汉语所依赖的这片国土上，本人的“胖客”之译才真是音意俱佳、声形并现。此话怎讲？我们视野中已经泛滥出无数瞧什么都不顺眼的朋友，不管是面对观众还是面对同行，时刻都在迸发誓死叛逆和革命到底的疯劲儿。自何勇以来，街头巷尾你总可以与真真假假的斗士们擦肩而过，甚至金属党和布鲁斯迷也难免要抢着表白：“其实我满脑子朋克思想。”在等级森严的中国摇滚王朝里，Punk成了年轻一代音乐家的旗帜和护身符（如果不是匕首和投枪的话）。

骨子里呢？许多人好象既不叛也不崩，倒是非常之胖。胖者，虚也，优游也，安全也，名利兼收也，瞻前顾后也，手段高明也。Punk的彻底性现在是某些人手中最后一张王牌，在Punk手里，是颠覆封建的文化体制、抗议荒谬现实、攻击自我和宿命的TNT；倘若落到胖客手中，乖乖，不管是什么音乐，这个词总能化腐朽为神奇，给光屁股皇帝穿上革命的新装，无论技不如人还是无话可说都能赖到“叛逆”头上。“我只会三个和弦！”天知道是不是第四个和弦苦练未遂才这么说的，这年头，另类比主流更招雅皮士爱戴，胖客比金属党还讨女孩子欢心，至于掩盖内心的荒芜，则鸡冠头更胜美容业一筹。

这种情况在北京尤为严重。首先，北京太大了，优秀的或鱼目混珠的情况都会比别处严重；其次，北京又太小了，就那么些公司，就那么些演出机会，就那么些观众，录了小样全拿去请崔健鉴定，发了单曲、专辑马上拜码头请客，酒吧分等级，人缘分好坏，竞争畸形发展的情况下，另谋出路也不失为良策——Punk是没有等级的嘛。整个中国只有北京摇滚形成了行业（不知道有没有行会），近几年来最活跃的“苍蝇”、秋野与“子曰”、祖咒与“NO”已经享有盛誉，而New Punk乐队“地下婴儿”则在“中国火”里猛烧一把，带着师兄弟们到处轰炸观众，就连北京的酸诗人们都忍不住要将祖咒那堆焚琴煮鹤的歌词奉为至宝。真真假假的苦孩子自然得以加倍地挺直腰杆。接下来的百花齐放显然指日可待。而在这宽容的、新鲜的国际都会，胖克的娱乐性简直发达得可疑，可以开心地大骂，可以促进内分泌正常化，可以交友联谊，可以在良好的饮食和心情的基础上领导潮流。

然而Punk不是马戏，音乐形式也罢，精神立场也罢，光贴标签是没有用的。目前最为恶劣的理解就是：Punk等于虚无，而且连音乐也虚无，它所能表现出的盲目，在胖客身上表现得应有尽有，无非是砸设备，无非是尖叫，无非是我操你妈，无非是一个怪念头代表一切。而扪心自问，又有谁不是用另一种手段搏取虚荣乃至地位呢？至于他们所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平民主义、自毁倾向、现实关怀和D.I.Y.精神，又有谁真的是在实践？Punk从来不曾用虚无来消解腐朽，而是刀斧手一般地欺师灭祖。而当一个白领棚虫声称自己很另类很朋克的时候，发出的却是中产阶级附庸风雅的闲适，他们是披着鲁迅的皮的梁实秋，指望他们燃烧？不，只有更多的黑暗！

一个芭蕾舞演员最好诞生在艺术之家，一个Punk最好诞生在下岗的底层。太多的文化影响可以用理性造就胖客，但同时也必然扼杀本能的Punk，而中国城市中勇于接受新的文化艺术影响的先锋派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Punk从来都只能是原发性的，倘若那些粗暴的音乐、言论和行为不是一种内心需要的话，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真实性。在我看来，Punk精神在中国土壤并不只属于摇滚乐这个行业，而是埋藏于更为广阔的生活，在祖国辽阔的大地和岛屿上，底层孕育着真正的死硬分子和缺乏逻辑的独立思想。抛开音乐形式和个人生活不谈，我倒是觉得盘古、黄秋生、王磊离Punk更近一些，因为这东西首先传达的并非一代青年或一代城市青年的心声，而是离文化建制更远的青年中暗藏着的愤怒，哪怕他们从来不曾想过这愤怒的根源而只是操着方言喝酒谈恋爱。Punk的力量首先是集体，其次才是个人，或者说，首先是集体酝酿着的个人主义，其次才是个人主义音乐中爆发出的集体无意识。那么，是谁敏感地生活在底层，等待着和娱乐世界开战呢？那会是些什么音乐？重金属Lo-Fi？方言Grunge？黑色民谣？电子大字报？噪音诗篇？无论什么，我相信会有人用真实、野性和个人兴趣来铸造属于自己的血和火。

所有的胖客都喜欢Punk，这大概是不会错的，但这并不能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我想对胖客说的话是：别老把愤怒和理论挂在嘴上，Punk精神不是纽约当代艺术馆里陈列的高尚的垃圾，也少拿绝望和暴力来吓唬人，你们的心脏被脂肪紧紧包围着，哪里来的鲜血？！算了，去吧，染了发泡妞去吧。

（本文写于1997年）

Remarks